故事与人生

　　有一劫犯在抢劫银行时被警察包围，无路可退。情急之下，劫犯顺手从人群中拉过一人当人质。他用枪顶着人质的头部，威胁警察不要走近，并且喝令人质要听从他的命令。

　　警察四散包围，但不敢离去。劫犯挟持人质向外突围。突然，人质大声呻吟起来，劫犯忙喝令人质住口，但人质的呻吟声越来越大，最后竟然成了痛苦的呐喊。

　　劫犯慌乱之中才注意到人质原来是一个孕妇，她痛苦的声音和表情证明她在极度惊吓之下马上要生产。鲜血已经染红了孕妇的衣服，情况十分危急。

　　一边是漫长无期的牢狱之灾，一边是一条即将出生的生命。劫犯犹豫了，选择一个便意味着放弃另一个，而每一个选择都是无比艰难的。四周的人群，包括警察在内都注视着劫犯的一举一动，因为劫犯目前的选择是一场良心、道德与金钱、罪恶的较量。

　　终于，劫犯缓缓举起了枪——他将枪扔在了地上，随即举起了双手。警察一拥而上。围观者竟然响起了掌声。

　　孕妇已不能自持，众人要送她去医院。已戴上手铐的劫犯忽然说：“请等一等，好吗？我是医生！”警察迟疑了一下，劫犯继续说，“孕妇已无法坚持到医院，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警察终于打开了劫犯的手铐。

　　一声洪亮的啼哭声惊动了所有听到它的人，人们高呼万岁，相互拥抱。劫犯双手沾满鲜血——是一个崭新生命的鲜血，而不是罪恶的鲜血。他的脸上挂着职业的满足和微笑。人们向他致意，忘了他是一个劫犯。

　　警察将手铐戴在他手上。他说：“谢谢你们让我尽了一个医生的职责。这个小生命是我从医以来第一个从我枪口下出生的婴儿，他的勇敢征服了我。我现在希望自己不是劫犯，而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有时罪恶会被一个幼小的生命征服，不是因为他强大和伟大，而是仅仅在于他是一个需要生存权利的生命而已。生命的征服就是如此简单。

　　这是一个绝对真实的故事，它发生在美国的洛杉矾市，时间是1999年7月25日。

- 阿浩

　　那是四年前的事了，准确地说不是“最近”了，然而对我来说，却比昨天发生的事印象还要鲜明得多。
　　那年夏天，为了摄影我在喜马拉雅山麓，尼泊尔的一个叫多拉卡的村庄待了十多天。在这个家家户户散布在海拔一千五百米斜坡上的村庄，像水，电，煤气之类所谓现代的生命线还没有延伸到这里。
　　这个村庄虽有四千五百口人，却没有一条能与别的村落往来的车道。不用说汽车，就是有轮子的普通交通工具也用不起来。而只能靠两条腿步行的山路崎岖不平，到处都被山涧急流截成一段一段的。
　　由于手推车都不能用，村民只能在体力允许的范围内背一些东西在这条路上行走。每当我惊奇于草垛何以移动时，定睛一看，下面有一双小脚在走路。原来是孩童背着堆得高高的当燃料用的玉米秸。
　　以前在日本去村庄的公有山林砍柴时，禁止用马车拉柴，只允许背多少砍多少。当时人们认为背多少砍多少的话就能得到神的原谅。
　　时代不同了，可正因为没有车道，多拉卡村的人们至今过着一种既能保护环境又能被天神原谅的生活。我不知道以前的情况，反正现在村民们完全知道他们是以一种苦楚的心情，在旅游者看来像世外桃源般美丽的风景中过着日子的。
　　特别是年轻人，小孩子都渴望离开村子去有电有车的城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在没法用汽车的这里，也深感不便，每时每刻都是全副武装登山。从汽车的终点站到村庄，我们竟雇了十五个人搬运器材和食品，多余的东西不得不放弃。
　　首先放弃的就是啤酒，啤酒比什么都重要。想过洒瘾，威士忌更有效果。我们四人带了六瓶，每人一瓶半，估计能对付着喝十天。
　　然而威士忌和啤酒，其作用是不同的。
　　当汗淋淋地结束了一天的拍摄，面对眼前流淌着的清洌的小河时，我情不自禁地说：“啊，如果把啤酒在这小河中镇一下的话，该有多好喝呀。”
　　现在再提经过大家协商放弃的啤酒真是没有道理。这时有人追问我说出来的这句忌语。他不是我的同僚，而是村里的少年切特里。
　　他问翻译：“刚才那人说了什么？”当他弄清什么意思时，两眼放光地说道：“要啤酒的话，我去给你们买来。”
　　“……去什么在方买？”
　　“恰里科特。”
　　恰里科特是我们丢了车子雇人的那个山岭所在地，即使是大人也要走一个半小时。
　　“是不是太远了？”
　　“没问题。天黑之前回来。”
　　他劲头十足地要去，我就把小帆布包和钱交给他。“那么，辛苦你了，可以的话买四瓶来。”
　　切特里兴高采烈地跑了出去，到八点左右背了五瓶啤酒回来。大家兴奋地鼓掌庆祝。
　　第二天午后，来摄影现场看热闹的切特里问道：“今天不要啤酒吗？”
　　“要当然是要的，只是你太辛苦了。”
　　“没问题。今天是星期六，已经放学了，明天也休息，我给你买许多‘星’牌啤酒。”
　　“星”牌啤酒是尼泊尔当地的啤酒。我一高兴，给了他一个比昨天更大的帆布包和能买一打啤酒以上的钱。切特里更起劲了，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
　　可是到了晚上他还没回来。到了临近午夜还是没有消息。我向村民打问会不会出事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如果给了他那么多钱，肯定是跑了。有那么一笔钱，就是到首都加德满都也没问题。”
　　十五岁的切特里是越过一座山从一个更小的村子来到这里的，平时就寄住在这里去上学。土屋里放一张床，铺上只有一张席子。因为我拍过他住的地方并问了许多问题，所以对他的情况是了解的。
　　在那间土屋里，切特里每天吃着自己做的咖喱饭发奋学习。咖喱是他把两种香料和辣椒放在一起夹在石头里磨了以后和蔬菜一起煮出来的。由于土屋很暗，白天在家学习也得点着油灯。
　　切特里还是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到第三天也就是星期一还没有回来。我到学校向老师说明情况，道歉并商量对策，可是连老师都有说：“不必担心，不会出事的。拿了那么一笔钱，大概跑了吧。”
　　我后悔不已。稀里糊涂凭自己的感觉把对尼泊尔孩子来说简直难以相信的一笔巨款交给了他，误了那么好的孩子的一生。
　　然而我想还是事故吧。但愿别发生他们说的事。
　　这样坐立不安地过了三天，到了么三天深夜，有人猛敲我宿舍的门。唉呀，打开门一看，切特里站在外面。
　　他浑身泥浆，衣服弄得皱巴巴的。听他说由于恰里科特只有四瓶啤酒，就爬了四座山直到另一个山岭。
　　一共买了十瓶，路上跌倒打碎了三瓶，切特里哭着拿出所有玻璃碎片给我看，并拿出找了钱。
　　我抱住他的肩膀哭了。很久了，我不曾那样哭过，也不曾那样深刻全面地反省过。

- 朱新华译

　　几年前,就读于纽约州潘尼斯哈洛的莫华克中学的一个十三岁男孩,听到一项捐献给“无名圣诞老人”(一个提供孔物给不幸儿童的团体)的活动。

　　这个男孩勉强省下几毛钱来参与这个活动。圣诞节前的星期五,他终于存了十五分钱,打算当天拿到学校捐献。但是那天突然下了一场大风雪,以致校车无法正常行驶。

　　因此男孩徒步走了极长的路途去学校将他存的十五分钱交给校长。校长接到这份礼物时,着实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因为,这个男孩正是列在“无名圣诞老人”名单上,将收到礼物的穷小孩之一。

　　一次， 我为培训中心代课，只来了四个学生，我认认真真地上了两个半小时。回家天

　　黑路滑，跌了一身泥。事后，有个朋友好心地劝我：干嘛要这样认真，出两个思考题糊弄一下不就行了？我说：“我不能辜负那四位顶着风雨来上课的学生。”他似乎很不理解。其实，我还有段心事没有说出来。

　　在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个周末下午，有堂选修辅导课。教师是从另一所大学请来的。当时开学不久，再加上是周末，学校组织了好几个活动，班里的同学都忙得不亦乐乎，谁也没心思去上什么课了。我正准备参加一场年级足球赛，成天忙着在足球场上训练，当然也不准备去听课，尤其是这种辅导课。

　　跑到足球场，才发现没带足球鞋，只好又转身回教室。当我一头冲进教室，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停住了：教室里空空荡荡，只有一位埋头擦汗的白发老人坐在前排。我不觉一楞，才想起今天下午有课。不知为什么，心里有些紧张，便把脚步放轻放慢向座位走去。“来上课的？”一个沉着的声音在教室前排响起，我感到有一种深邃的目光在望着自己。我没敢吭声，坐在座位上套好足球鞋，就在我刚想站起来的时候，他突然转过身来，一字一句地对我说：“一个人我这课也要上，不能辜负你。”

　　这句话就如同一枚钉子，把我钉在凳子上。他走上讲台，背影有些苍老，但脚步却很坚定。我看见他打开厚厚的一叠教案，然后转身，一丝不苟地写下一行板书，他的声音依然沉着，而且洪亮，空空荡荡的教室里响起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回声。我悄悄地把那双足球鞋脱了，又悄悄地拿出课本，仔细地放好，用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情去捕捉老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 …

　　后来有很多球场上的同学都回来了，和我一样，端坐在课桌前，听这位白发的老人给我们上课。事后我才知道，他们在操场上等我，老不见人，便来找我。却在窗外看到教室里的情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从后门悄悄溜进了教室。这堂课时间过得真快，我真希望时间能过得慢点，好让更多的同学来听他的课，好像只有这样才不辜负他的一片心。下课了，他拍拍身上的粉笔灰，向我点了点头，夹起讲义走出教室。望着他的白发和微驼的背，我的眼睛有点湿。

　　以后，我没有再遇到这位教师，可他说的那句话却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里。真的，有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我们都不应该辜负别人的信任和尊重，也许只有这样，真诚地对待生活，回首往事时，我们才不会有什么愧疚和遗憾。

- 蔡良

　　元月的一个下午,北京隆冬的阳光斜斜地照在瀛海威时空超市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一位中年女士轻轻地走进大厅,目光从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她在寻找什么?…

　　此刻,海淀区一幢高楼十六层的一个房间里,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坐在轮椅上静静地望着窗外,他在等他的妈妈回来。妈妈答应他一定会把那件礼物送到。为了这件礼物,男孩已经筹备了整整半年。他把这项行动叫做“水手”计划,而这项计划的核心就是那件“水手”的礼物,一件看不见的礼物。

　　漂亮的接待小姐走到中年女士面前。
　　“请问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我想见见你们的经理。”中年女士说。
　　“哦,对不起,他正在和一家公司的代表谈判,有什么事情,也许我就能帮您解决?”
　　“谢谢,我必须见到你们的经理,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恐怕要等一段时间。”
　　“没关系,我可以等到你们下班。”想起儿子为这一天已经等了半年,她必须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她的儿子,在一九九六年的春天,遭遇车祸,车轮碾碎了他的双腿。从手术台到病房,短短的一条走廊,她仿佛已经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十字街头的那一刹那, 是她惟一的儿子的最后一次奔跑。一个刚满十五岁的男孩从此不再有那个年龄最好的梦想和欢笑。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收拾起儿子最心爱的足球,挂在墙上无声无息的吉他和断了一只轮子的滑板,因为她要让儿子忘掉过去,重新面对生活。然而,在那段漫长的日子里,连她自己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的可爱的、英俊的, 曾经带给她那么多骄傲的“小小男子汉”,现在却仿佛是一个终日坐在轮椅上不声不响的影子。

　　她甚至不敢和儿子过多的交谈,因为有时候她也不知道这孩子的创伤藏在多么深的地方。每当她试图告诉他外面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时,她看见的不是勉强的挂在嘴角的笑,而是更为可怕的毫无表情,那本不属于孩子的隐约可见的绝望和痛楚让她突然觉得自己是多么残忍,毕竟他不能再直接地感受到外面的一切了。他的理想是当一名水手,因为他喜欢海,就在出事的前两天,他还作为慰问团的一员去盲童学校演唱郑智化的歌曲《水手》。就是这个乐观向上的男孩,却变得连回忆的勇气都没有。就这样一天一天枯坐在轮椅上。

　　半年之后,母亲决定改变这一切,毕竟他还不到十六岁,不能让一个生命之花才刚刚绽放的孩子就这样凋零下去。保尔和张海迪能够做到的,她的儿子一定也可以做到。在征询一些朋友的意见之后,她决定给儿子买一台电脑。当时的中关村遍地都是电脑,母亲在经过一番选择之后,购买了一台586多媒体电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卖电脑的人说这种电脑预装了“瀛海威时空”,可以上网。

　　当她和丈夫把那台上网电脑搬回家,儿子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他依然蜷缩在他那间小屋,对家中发生的变化不闻不问。

　　后来的变化现在恐怕已经说不清了,无论是孩子还是妈吗都忘了从什么时候起,男孩开始越来越久地坐在电脑前,家里的电话线更多的时候是和电脑连在一起。化的表情也越来越专注,好像有什么东西总是在吸引着他,他开始有了明显均情绪变化,不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有时候,他打开电面,会惊喜地发出以前收到意外礼物时才有的叫声;有时候,也会失望地叹息;有时候,他甚至在跟电脑生气,自言自语也抱怨;有时候,他盯着电脑屏幕,长时间地冥想,不知道是什么让他在思考。他也开始说越来越多的话。在饭桌上,他空常与父母谈论从“瀛海威时空”上捕捉到的东西,他还常常提起一些名字怪怪的人,谁谁是网络作家,谁谁的“花边”新闻最多,谁谁喜欢在网上帮助人,谁谁最活泼可爱。他说那都是他的网友,他并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也不知道对方的年龄和性别,但当他聊起他们的时候,又仿佛已经相处了很久,非常熟悉。

　　失去了双腿的男孩就这样在电脑网络中一天天长大,也一天天成熟。他拿起了落满灰尘的英语书,开始学习英语,他的英语水平已经达到了大学四级的水平,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位英语教师,在这方面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电脑网络里一般通行两种语言:一种是汉语,一种是英语,所以一部分网友以为他是中国人,一部分网友还以为他是外国人。

　　有一天,当妈妈下班回家,她发现儿子的情绪又有了很大变化,他又沉默不语,一个人出神。晚上,孩子没有像往常那样急不可待地打开电脑,进入“流海威时空”。他安安静静地坐着,突然对母亲说:“也许,我该工作了。”

　　“工作,你?!”母亲有些吃惊。
　　“妈,您听说过攻魂的故事吗?”
　　“玫瑰?”
　　“一个患了绝症的女孩。”

　　玫魂的故事对“瀛海威时空”的网员们来说并不陌生,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她是一个从海南来北京闯世界的女孩,但却有很多人知道“瀛海威时空”里那间总是流动着爱心与温情的“情感小屋”,主持人（玫瑰）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柔吸引着“瀛海威时空”里所有漂泊、孤独的灵魂。做客的朋友们却丝毫未察觉,那位热情的女主人其实早已是一位病入膏育的病人。她在即将告别这个世界时,选择了网络这种方式献出她所有的爱心。十四天后,当“ROSE”（玫瑰）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时,“情感小屋”的人们还在等待,并且直到今天。“瀛海威时空”所有成员为了纪念她,保留了这个主持人空缺的栏目……

　　孩子讲完了玫瑰的故事。

　　“妈，以前我总是觉着命运对我不公平，为什么别的像我这么大的小孩仍然健康快活地生活，而我却必须忍受这轮椅生活？可我看了玫瑰的故事，我现在知道，在这世上比我不幸的人有的是，我失去了双腿，可有的人甚至没有了生命，我想一个生命只剩下十四天的女孩活得都比我充实，我……”

　　母亲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肯定地点了点头，充满了鼓励。

　　没过几天，男孩便告诉了母亲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他找到工作了！原来他的一位网友是某外企公司的一名经理，恰恰需要一名英文翻译，于是他便毛遂自荐，对方决定试用两个月，而他唯一的一个条件是：让他在家完成。

　　两个月后，一沓整齐的翻译稿通过E-mail传到了对方手中，他顺利通过了试用期。当那位网友和他商定工作报酬时，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个建议：您不必支付我现金，我是一个从电脑网络中获得生活动力的人，请把我每月的报酬折算成“瀛海威时空”信用点（信用点是“瀛海威时空”的专用电子货币，一个信用点相当于一毛钱或一分钟上网时间），传给我就可以了。

　　于是，每个月，男孩都会收到一大堆信用点，存在他的“瀛海威时空”账户上，他以自己的劳动赚回了自己快乐生活的权力。

　　看来，命运就是这样，从你手中拿走了一些，就会以另外的方式还给你一些，得与失总是不断交迭，没有人绝对幸运，也没有人绝对不幸。
　　……

　　“对不起，让您等了这么久。”接待小姐打断了她的回忆，她跟着小姐走进了会议室……

　　那天夜里，这位总经理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总是不断浮现出那个拒绝留下姓名和地址的中年女士所说的那番话和那个自称“水手”的男孩的网名－－SAILOR。在她面前的电脑屏幕里，有一封男孩发给他的E-mail：

　　“请接受我这份微薄的礼物－－五万个信用点，这是我的劳动所得，我愿意将它献给这在筹备的‘网络爱心互助会’，作为第一笔‘爱心’基金，让所有热爱电脑网络却囊中羞涩网友们，可以自由地从我的五万个爱心信用点中，提取所需的部分，只是不要因为它的免费而拿起用不了的那部分，因为也许有同样的网友正等着援助。如果愿意，可以偿还；如果不能，也可以不还。我只是希望永远有足够的信用点在你、我、他这样的网友之间流动，就像这世界永不匮乏的爱一样。让我们在网上真诚相见。

　　“您不用给我回E-mail了，因为在我给您发出这封E-mail的时候，我已经决定停止使用‘SALIOR’这个网名了，我已经重新注册了一个网名，您只要知道我还在电脑网络的某个地方就可以了。

　　“别问我是谁，我并不重要！”

　　这个自称“水手”的网名－－SAILOR，就这样消失了。当我们－－你、我、他坚信这世界上仍有真情存在，仍有平凡的人们在不断奉献他们的真诚，仍然有人被别人感动或者感动别人，那不是就已经足够了吗？

　　谁说网络知识传递信息的通道，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渴望真情的现代人，会无法离开网络为他们营造的情感世界，人们在这个抽象的空间，享受着网络维系着的来自于陌生人的怪怀与尉藉。

　　当人们渐渐淡忘了曾经的“玫瑰”和曾经的“水手”时，也许在某个地方的某个角落，有人正在轻轻地唱着：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 陆挥

　　 我在越南时，听说了这个故事。

　　 不知是什么军事目的，几发迫击炮弹落在了越南一个小村庄中一所由传教士创办的孤儿院里。传教士和一两名儿童当场被炸死，还有几名儿童受了伤，其中有一个小姑娘，大约八岁。

　　 村里的人立刻向邻近的小镇要求紧急护救援，这个小镇和美军有通讯联系。终于，美国海军的一名医生和护士带着救护用品乘着吉普车赶到了。经过仔细查看，他们确认这个小姑娘伤得最严重，如果立刻抢救，她就会因为休克和流血过多而死去。

　　 输血迫在眉睫，可得有一个与她血型相同的献血者。经过迅速验血表明，两名美国人都不具有她的血型，但几名未受伤的孤儿却可以给她输血。

　　 医生用掺和着英语的越语，护士讲着仅相当于高中水平的法语，加上临时编出的大量手势，他们竭力想让他们幼小而惊恐的听众知道，如果他们不能补足这个小姑娘失去的血，她一定会死去。他们询问是否有人愿意献血。

　　 他们的要求只得到了一阵沉默，每个人都睁大眼睛迷惑地望着他们。过了一会儿，一只小手缓慢而且颤抖地举了起来，但忽然又放了下去，然后又一次举了起来。

　　 “噢，谢谢你，”护士用法语说，“你叫什么名字？”

　　 “恒。”

　　 叫“恒”的男孩很快地躺在了草垫上，他的胳膊被酒精擦拭了以后，一根针扎进了他的血管。输血过程中，恒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啜泣了一下，全身颤抖，并迅速用另一只手捂住了脸。“疼吗，恒？”医生问道。恒摇摇头，但一会儿之后，他又开始呜咽，并再一次试图用手掩盖他的痛苦。医生又问他是否针刺疼了他，他又摇了摇头。

　　 但现在，他那不时的啜泣已成为持续不断的低声哭泣，他的眼睛紧紧闭着，用牙咬着他的小拳头，想竭力制止抽泣。

　　医疗队感到很担心，觉得显然有点不对头。就在此刻，一名越南护士来援助。她看到这位小男孩痛苦的样子，用极快的越语向他询问，听完他的回答，护士用轻柔的声音安慰他顷刻之后，他停止了哭泣，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那位越南护士。护士向他点了点头，立刻一种消除了顾虑与痛苦的释然表情浮现在他的脸上。

　　 越南护士轻声对两位美国人说：“他以为他就要死了。他误会了你们的意思。他认为你们让他把所有的血都给这个小姑娘，以便她活下来。”

　　 “但是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海军护士问。

　　 这位越南护士转过身问这个小男孩：“你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小男孩只回答道：“她是我的朋友。”

　　 我想，没有人奉献的爱比这更伟大的了——他为一个朋友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一位父亲试着教他七岁的女儿什么是牺牲。他说：”牺牲就是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送给别人。”

　　这位父亲生日那天，他发现自己的外套上别着一张纸条，他女儿以稚气的字体写着：“你是我最喜欢的爸爸，我送你我最喜欢的东西，在你的口袋里。”

　　这位父亲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一根包装完整的草毒棒棒糖，就是自己一周前买给女儿那根。

　　雨细细地下着，灯光迷蒙。我悠闲地向电影院走去。

　　电影院门口，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穿着一件灰色的茄克衫，手里捏着钱，不声不响地站在雨里，一个四五岁的男孩，牵着他的衣角。

　　等退票的人很多，我刚走近电影院，不少人凑上来问我有没有余票，我一个劲儿摇头。我只有一张票，怎么能给人呢！谁知这时，男孩的父亲迎向了我，“有票吗？”男子低声地问，声音带点企望。

　　小男孩仰起头，急切地看着我，深深的眸里闪着温柔的光，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望着我渴求的眼神，热切的神情，我的“没有”哽在喉咙口上。

　　我突然记起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也是这样的细雨迷蒙，灯光冥冥，我也是男孩这样的年龄，不同的是，牵着我的手等退票的是母亲。顿时，那种遥远的热切的记忆渐渐涌向心间，我的心柔柔地震颤了。那次，是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叔叔把票给了母亲。当母亲付过钱接过票时，我是多么欣喜雀跃呵！这时，一种崇高的感情在我心间升腾，我突然感到把票让给这个男孩是我的责任似的了。

　　我将手里捏着的票递给了孩子的父亲。

　　男孩的脸放光了。“谢谢叔叔！”

　　“没什么。”我答，情不自禁地伸手拍了拍男孩的头，仿佛大哥哥对小弟弟那样。

　　看着小男孩蹦蹦跳跳地向电影院走去，我抬腕看了看表，离开映正好还有五分钟。我心里涌上一种恬淡慰帖的感觉，那是一种做了一件应该做值得做的事的感觉。

　　回家的路上，我没有伞，任细雨丝丝地洒落在我身上。突然感到这世界是多么美好和亲切。

- 蒋溢轮

4岁：我爸无所不能。
5岁：我爸无所不知。
8岁：我爸并不是无所不知。
10岁：我爸长大的那个年代跟我们非常不一样。
12岁：哦，好吧！自然的，爸对这件事毫无所知。他太老了，所以记不得他的童年。
14岁：别太在意我爸。他是个老古板！
21岁：他？我的天，他的陈腐实在无可救药！
25岁：爸对我所知甚少，但他在我旁边这么久，他实在应该知道。
30岁：也许我们该问问老爸怎么想？毕竟他经验丰富。
35岁：除非我和老爸谈过，否则我不做任何事。
40岁：我怀疑爸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他如此有智慧，又拥有整个世界的经验。
50岁：如果爸还能在这儿让我跟他讨论事情，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我不能欣赏他的聪明真是再糟不过的事。我本来可以向他学到很多的。

- 安.兰德斯

　　这段有关祖母的往事，是父亲告诉我的。

　　一九四九年，我父亲刚从战场退役返乡。当时美国的公路上，到处可见许多身穿军服的退役军人，等着拦搭便车返乡。

　　父亲平安回家团圆带给家里的喜悦，不久即因祖母重病住院而掩上一层阴影。祖母得了严重的肾脏病。医生说，必须立即输血，否则祖母熬不过当晚。问题是，祖母的血型是AB型阴性，这种血型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很稀有的，更遑论没有血库设备与空运送血的那个年代。经过验血后，所有的亲友中没有吻合的。医生只好宣告祖母的病没希望了。

　　父亲含着泪离开医院，准备回家召集所有亲友赶至医院见祖母最后一面。回家的公路上，遇见一位拦下我们想搭便车的军人。衰痛逾恒的父亲，当时没心情去理会这种善事。但是一股外在的无形力量，使他停下车子让那位陌生人上了车。

　　沮丧的父亲当时连那人的名字都无心过问，那位军人上车年立刻发现父亲满脸泪水，并询问原因。父亲含着泪告诉他，祖母正重病住院，医生说如果找不到AB型阴性的血液来输血，祖母拖不过今晚。

　　车内顿时陷入一片沉寂，突然这位身份不明的军人告诉父亲掉头开回医院，他伸向父亲眼前的手中，握着原挂在颈上的兵籍牌，牌上所列的血型正是AB型阴性。

　　祖母因此多活了四十七年，直至一九九六年才去世。至今，我们家中仍没人知道那位军人的名字，而父亲的心中却一直怀疑着，他是不是一位假扮成军人的天使！

- 珍妮.艾克.索威尔